關鍵礦產投資的兩種路徑博弈
2025年12月29日 11:17 6665次瀏覽 來源： 中國有色金屬報 分類： 有色市場 作者： 周勻
今年10月，兩項關鍵礦產投資揭示了全球礦業發展戰略路徑的根本分化。一是美國金融控股集團摩根大通宣布10年投入1.5萬億美元強化美國供應鏈，核心是構建本土及盟友的安全閉環。二是英國私募股權公司Appian資本攜手世界銀行下屬國際金融公司（IFC）啟動10億美元基金，專注以高ESG標準投資新興市場礦產。這兩條規模懸殊、方向相反的資本投資脈絡，共同指向后全球化時代資源爭奪的核心邏輯：從追求效率轉向爭奪控制權與規則制定權。
摩根大通的“在岸化”戰略
摩根大通發起的“安全與韌性倡議”，是一項規模空前的企業級國家經濟安全行動。其承諾在未來10年動用高達1.5萬億美元的資金，其中，包含高達100億美元的自有資本直接投資，旨在系統性強化美國的關鍵礦產、國防工業、能源和先進制造等核心供應鏈環節。這項計劃的本質是私人資本主動響應并內化國家地緣政治目標，將“供應鏈安全”從政策話語轉化為具體的資產負債表項目。
該倡議的運作模式體現了精準的戰略設計。它并非簡單的信貸擴張，而是構建了一個多層次資本工具箱。根據摩根大通公開的框架，其資金將通過直接投資、辛迪加貸款、債券承銷、咨詢服務和市場創造等多種方式注入目標領域。在關鍵礦產方面，其首筆投資具有鮮明的象征意義：向美國本土的珀佩圖阿資源公司提供7500萬美元融資，用于開發愛達荷州的“斯托布內”金—銻礦項目。銻是一種用于阻燃劑和軍用材料的極度短缺礦產，美國目前100%依賴進口。此項投資直指最脆弱的供應鏈節點，標志著資本選擇與國家戰略漏洞的高度重合。
這一資本收縮戰略的深層邏輯，是應對“依賴即風險”的共識。摩根大通在倡議文件中明確指出，美國在關鍵礦產、基礎產品和先進制造能力上“過度依賴海外來源”，這構成了“不可接受的國家與經濟安全風險”。因此，其投資地理方向明確聚焦于美國本土以及經其認定的“友岸”盟友國家。例如，摩根大通加大了對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礦產項目的融資力度，這兩個國家同屬“礦物安全伙伴關系”核心成員。這種布局旨在構建一個地緣政治上可信賴的閉合供應鏈循環，即使其經濟成本顯著高于全球市場采購。
摩根大通的行動，代表了金融資本在戰略產業領域角色的根本性轉變。傳統上，華爾街遵循純粹的全球效率邏輯，資本流向成本最低的產區。而耗資1.5萬億美元的“安全與韌性倡議”，則標志著一種“戰略資本”新范式的浮現：其回報計算納入了“安全溢價”，投資決策的首要標準從比較優勢轉變為可控性與韌性。正如其首席執行官杰米·戴蒙所強調，盡管該計劃完全契合國家利益，但其本質上仍是“100%的商業決策”，這恰恰揭示了商業邏輯本身的重構——在當今世界，保障供應鏈安全已成為實現長期商業回報的核心前提。
Appian-IFC基金的“深耕”邏輯
與摩根大通的“內向收縮”形成對照，Appian資本與國際金融公司合作發起的關鍵礦產基金，則代表了資本在新興市場的“外向深耕”。這項規模10億美元的基金，由國際金融公司領投首期1億美元，明確專注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礦業項目，致力于為“負責任的關鍵礦產開發”提供從建設、生產到擴建的全周期資金支持。其首筆投資即投向巴西巴伊亞州的圣麗塔鎳—銅—鈷礦，支持該礦從露天開采向地下開采轉型，預計將使其鎳當年產量提升至約3萬噸，礦山壽命延長至30年以上。
該基金的設立，源于對全球能源轉型資源缺口的現實回應。國際能源署等機構多次預警，要實現《巴黎協定》氣候目標，到2040年關鍵礦產需求將增長數倍。而全球已知的優質資源大量位于非洲、拉丁美洲和東南亞地區的發展中經濟體。然而，這些地區的礦業開發長期面臨資本不足、技術門檻高、ESG風險突出的三重困境。傳統商業銀行在嚴格的監管和風險規避下不愿涉足，導致資源無法轉化為有效供應。Appian-IFC基金正是為解決這一難題而生。它通過混合融資結構，以國際金融公司的“耐心資本”和卓越標準，撬動并引導私人資本進入這一高風險、高回報領域。
其核心運作邏輯深度融合了“發展融資”與“商業回報”。作為世界銀行集團的成員，國際金融公司的使命是促進發展中國家私營部門增長。其對基金的出資和標準設定，確保了項目必須遵循國際最高標準的環境與社會治理框架，包括生物多樣性保護、社區知情同意、勞工權利和透明稅收。這不僅是倫理要求，更是對沖政治與社會風險、保障長期投資安全的關鍵商業舉措。例如，在圣麗塔礦的投資協議中，必定包含詳盡的環境管理計劃、社區發展承諾和尾礦庫安全標準。這種“ESG前置”模式，旨在創造一種新型礦業投資范式：既能產出綠色經濟必需的礦產，又能為資源國帶來可持續發展效益，從而確保項目的長期法律和社會運營許可。
該基金的戰略意圖在于塑造新興市場礦業的新生態。它并非單純提供資金，更是通過其投資設立一套可復制的、符合國際標準的最佳實踐樣板。其目標是在新興資源國證明“負責任采礦”在財務上是可行的，甚至是更具韌性的。若能成功，將吸引更多主流金融機構效仿，從而系統性降低整個地區的投資風險溢價，打通資源向資本的轉化通道。這實質上是將西方主導的ESG標準與供應鏈需求深度捆綁，在獲取資源的同時，也在輸出一套資源治理的規則與標準，確保未來礦產的來源不僅“充足”，而且在政治和道德上“可接受”。
雙重邏輯的碰撞
與全球資源治理的未來圖景
摩根大通的“安全倡議”與Appian-IFC的“新興市場基金”，看似兩條平行線，實則共同勾勒出未來10年全球關鍵礦產博弈的基本框架。這兩條路徑的并存與互動，將深刻影響資源國的命運、全球市場的結構以及氣候目標的實現進度，其內在的張力與矛盾已然顯現。
首先，兩種資本邏輯的碰撞體現在對有限全球投資資源的爭奪上。盡管兩者規模相差懸殊，但都瞄準了同一批全球頂級礦業人才、技術團隊和稀缺的優質項目機會。摩根大通主導的安全供應鏈，傾向于將資本集中在政治盟友境內已知的、可快速開發的項目上，這可能推高加拿大、澳大利亞等“友岸”國家的礦業資產價格和開發成本。而Appian-IFC基金則需要在新興市場證明項目的財務可行性和ESG合規性，面臨更高的前期風險和教育成本。在資本總量并非無限的情況下，資本流向的“選擇性濃縮”可能加劇資源開發的不均衡：一些地區因被納入安全網絡而投資過熱，另一些雖資源豐富但地緣位置“不正確”或標準提升困難的國家，則可能面臨更嚴重的投資不足。
其次，兩種邏輯對資源國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發展暗示。對于被納入“友岸”網絡的國家，它們獲得了資本和市場的雙重保障，但也可能被迫在技術標準、出口方向和甚至外交政策上，與主導國更緊密地協調一致，其資源主權在“安全”名義下可能受到新的約束。而對于新興資源國而言，Appian-IFC基金模式提供了一條基于規則獲取發展資金的路徑，但其門檻極高。它們必須接受一套由外部設定的、復雜且昂貴的ESG標準，這雖有助于提升本國治理水平，但也大幅增加了項目前期成本和審批時間。一些資源國可能會在“快速獲取資本但讓渡部分主權”與“遵循高標準但發展緩慢”之間陷入兩難。更深遠的影響在于，這可能會固化一種“分層式”的全球資源供應體系：高標準的、透明的“道德礦產”流向特定市場，而其他市場則可能繼續依賴標準較低的傳統供應源。
最為根本的張力在于“安全閉環”與“全球轉型”之間的潛在矛盾。全球能源轉型的成功，依賴于關鍵礦產供應在可承受成本下的指數級增長。一方面，摩根大通主導的、以安全和政治信任為首要考量的供應鏈重塑，本質上是將效率與成本置于次要地位，這必然推高下游清潔能源技術的整體成本，可能延緩轉型速度。另一方面，Appian-IFC基金推動的新興市場開發，雖然旨在增加全球供應，但其嚴格的ESG要求和高昂的融資成本，同樣意味著更高的開采成本。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是，未來關鍵礦產的基礎價格水平將系統性高于過去全球化高峰時期。這構成了一個根本性悖論：為降低地緣政治風險而采取的行動，與為應對氣候變化而需大規模快速部署綠色技術的經濟性要求之間，存在內在沖突。
這種雙重資本邏輯的持續演進，將決定未來資源治理的形態。一種可能是走向分裂的“供應鏈集團化”，安全邏輯主導，形成基于政治聯盟的、相對封閉的資源圈。另一種可能是通過競爭與磨合，形成一套兼具高層級ESG標準和多元化地理分布的新型全球資源市場，其中，安全關切通過透明度和多樣化來管理，而非純粹的政治排他性。目前，兩種資本路徑仍在競速。摩根大通的萬億美元承諾，展現了將國家安全需求金融化的強大能力；而Appian-IFC基金的10億美元實驗，則試圖證明，兼顧發展、倫理與商業的全球資源獲取模式是可行的。它們的成敗，將不僅關系到巨額資本的回報，更將深遠塑造世界權力的物質基礎與全球合作的未來可能性。
綜合來看，摩根大通以巨額資本構建內向的“安全閉環”，而Appian-IFC基金則以規則為杠桿進行外向的“標準輸出”。兩種路徑共同瓦解了效率至上的全球資源體系，未來全球礦業格局或將在“安全”與“標準”的博弈中重塑，進而決定礦產的流向、成本乃至全球能源轉型的進程。
（作者單位：中國金屬礦業經濟研究院）
責任編輯：任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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